【和信醫院雙週刊309】基隆港都的老醫生
醫生與病患之間的溫馨故事，俯拾皆是，而最後受益者應是病人。這種濟世救人的使命感，原本就深植於醫療人員的信仰中。但現代，由於繁雜的社會結構，擴大了人際之間的疏離感…….
在我追述基隆港都兩位老醫生的事蹟之前，容我先提及史懷哲 (Albert Schweitzer，1875－1965) 的一句名言：「我是想要存活下去的生命，與周遭想要存活下去的生命，一起存活。」( I am life that wants to live，in the midst of life that wants to live.) 它一語道出了醫生領受普世救人的天職召喚，以自己有限且必朽的生命，幫助周遭一樣想要存活下去的生命，一起活下去。
這種偉大的情操，我本來以為只有像史懷哲這種出類拔萃的人物才具有，但當我進一步接觸到醫界的朋友，獲知一些醫生與病人之間的真實故事後，我才赫然發現，史懷哲精神其實是存在於不同的時代與不同的國度中。五十年代港都基隆的兩位老醫生，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
基隆東北角沿海一帶，多為漁民、礦工和碼頭苦力。一位許阿枝中醫師在此懸壺濟世，在當時綜合醫療制度尚未普及下，許醫師也為工人治療傷科與骨科。有一天，一位嚴重的肺癆病人（應是礦工）前來就醫，許醫師看了他病情，告訴他必須暫停工作，專心休養。許醫師獲知病人家境貧寒，但為了貫徹他的療程，他決定將這位病人留下，把自己住家的一個房間充當病房。醫師娘當然擔心孩子們會受到感染，許醫師作了周全的防護，包括房間的消毒，準備特別的碗筷，他每天叫病人吃雞蛋以補充營養，他也要孩子們打拳練身體，還得天天吃大蒜！我不確定這位病人在許家靜養了幾個月、甚或近年，只知道病人終於康復了。臨行時，許醫師和師娘還買了魚肉、青菜、以及大袋的米送給他，慶祝他的「出院」。
這位仁醫許阿枝大夫，不是別人，他正是我國名作曲家，也是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前故校長馬水龍教授（從母姓）的父親！馬校長高二那年，父親過世，那位病人感念許醫師救命之恩，立即趕來和馬老師一起守靈，把許醫師視同自己的父親。
另一位基隆港都的老醫師，是西醫外科的陳定燦醫師，他的醫院就在愛一路，靠近海港。有一天，有船隻在港灣發生爆炸，一個遍體灼傷的船夫，被慌忙地抬進醫院裡來，陳醫師馬上召來其他診所的醫生一起緊急救治，雖然他們知道病人存活的機會很渺茫。一兩天後，病人還是走了。但接下來卻找不到病人的家屬，陳醫師除了須向市府辦理手續，詳盡的報告外，還為這位客死異鄉的船夫準備了棺木，幫他完成後事。陳醫師的義舉，也獲得了港都醫界同儕的尊敬。這位陳醫師乃是筆者的岳丈。
後來，在白色政治恐怖時期，個性耿直的陳醫師和一位佯稱是病人，且蠻橫無理的中國兵，爆發了嚴重的肢體衝突。這位「病人」要陳醫師開列不真實的受傷證明，聲稱是要控告和他爭鬥的平民百姓。陳醫師加以拒絕，這位「病人」立即出手打人。學過馬術和柔道的陳醫師，雖然把這位中國兵擊退，自己卻獨自呆立在診所內哭了！接著他意識到自己的險境，只得遠走日本避難，妻小就先暫時託親友照顧。他花了好多年，全家才在日本團圓，而那段時間被他託咐的，有他的二弟，內科的陳定松醫師，還有病理科的三弟，陳定堯教授。
醫生與病患之間的溫馨故事，俯拾皆是，而最後受益者應是病人。這種濟世救人的使命感，原本就深植於醫療人員的信仰中。但現代，由於繁雜的社會結構，擴大了人際之間的疏離感，而病人來自社會各個不同的階層，權利意識的認知落差太大，有時可能也因一時失去親人，有較情緒化的反應，嚴重時甚至還提告醫生，造成醫護人員身心受創，偏向於敏感的自我防衛，醫病兩方關係日趨緊張。
這情況似乎令人悲觀，昔日基隆港都兩位醫生和病人間，那種充滿愛心和感恩的傳統價值，好像已經崩潰了。但筆者在此，願以一個病人家屬的經歷告知社會，醫護人員高貴的情操與固有美德，或許一時被覆蓋於現實社會的殘破瓦礫底層，但它依然在照顧病患的細微之處發光發亮。我們不需碰到如 SARS 那樣悲慘的大災難，才能看到醫護人員捨身殉難的情操，只要你夠細心，平常即可感受到醫護人員的信念與愛心，尋找史懷哲不必一定要到非洲，他就在你我的身邊。
筆者有幸能參與這個「醫病平台」，讓我有機會敘述一些醫病之間的見聞與抒發感激之情，讓我們推開這些世俗的污泥與混土瓦礫吧！一起建構起醫病之間的互信，讓醫者實踐他的信仰，完成他們的誓願，讓人性溫馨的美德，重新展露它的光芒，這也才是病人之福，更是國家社稷之福。（感謝許阿枝醫師與陳定燦醫師的家屬，同意筆者披露兩位醫師的行醫軼事）
編按：本文轉載自《民報》。該報《醫病平台》專欄歡迎投稿，稿件請寄：DrPtPlatform@gmail.com，文章字數 1500-200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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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／編者：曾道雄（台北歌劇劇場藝術總監）
關鍵字：醫護故事、醫療環境與制度
期數：309
出版日期：2016/08/01